海澄，古县名。据乾隆《海澄县志》载“澄在郡东南五十里，本龙溪八九都地，旧名月港，唐宋以来，为海滨一大聚落”。明正德至嘉靖年间，因当地豪民走私贸易获得巨额利益，诱发海盗倭乱，致民不聊生。于是，当地官员向朝廷申请设立县治，嘉靖四十四年获得批准。“割龙溪一都至九都，及二十八都之五图，并漳浦二十三都之九图”设立海澄县。辖区范围“东至镇海卫海门巡检司六十五里，西至祖山铺石码一十五里，南至南靖漳浦交界马口桥四十里，北隔大江至青礁一十里又至同安县界新安一十里”，即现在的漳州港及海沧大部地区。
“龙门”石刻，据乾隆《海澄县志》载，位于原来的海澄县，即现在的海沧区境内，原迹已无存。唯县志云“五通岭，路通同安，峰头巨石高十丈，宋文信公扈少帝过此石，上大书‘龙门’二字，明同安林希元有诗云‘翠壁丹崖不可攀，石门龙过海风寒，擎天力竭忠臣毙，千古留题墨未干。’”但是，在人们的印象当中，厦门地名含有“五通”的貌似只有“五通码头”；并且，《闽书》关于“龙门”石刻的记载与乾隆《海澄县志》大相径庭。《闽书》云“五通岭，岭祀五显。有二石夹路，其一高百余尺，石上有跡，若鱼头上向者数十。上刻龙门二字，云宋文丞相从幼主过此所刻。予尝至其处，岭路岞峉，非通衢也。幼主又自龙窟登舟入海，亦不叶取途。唯嘉禾屿有五通岭，幼主所过，乃此岭也。又，文丞相未尝奉幼主南行。龙门二字大似米元章笔，亦非丞相笔样。想当时取象名石，而所云丞相，或陆丞相歟？”
《闽书》是福建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省志。作者晋江才子何乔远，于明朝万历三十八年开始撰写，万历四十四年成稿，后又补入万历四十四年至四十八年的资料刊印成书。显然，从《闽书》记载来看，何乔远之前就曾看过“龙门”石刻的记载，且明确指向在“五通岭”，是宋文丞相所刻。但是，他通过实地走访和查阅史料对这一记载提出了质疑。那么，“龙门”石刻究竟在哪里？“龙门”二字究竟是不是文天祥所题呢？
同为万历时期的《漳州府志》和《泉州府志》同样给出了不同的答案。《漳州府志》云“龙门岭，在一二三都，峰头有石，高十余丈，宋文天祥卫帝昺南奔过此，书龙门二字勒石，同安林希元有诗云‘翠丹崖不可攀，石门龙过海风寒，擎天力竭忠臣毙，千古留题墨未干。’”《泉州府志》云“五通岭，在积善里十七都庄坂尾，中有龙行石，宋丞相文天祥辅幼主自御踏石至此，见旁有二巨石高四五丈，其中如门，因大书龙门二字刻于石。”
一曰“龙门岭”，在漳州海澄一二三都；一曰“五通岭”，在泉州积善里十七都。显然，不排除漳州和泉州的官员乡绅，都想把这一历史事件安在自己的地盘上，故意而为之。然而，对于处于基层的海澄县来讲，“龙门”石刻究竟在“龙门岭”还是在“五通岭”，显然再清楚不过了。因此，崇祯《海澄县志》对《漳州府志》的记载进行了纠谬。崇祯《海澄县志》云“龙门岭，路通吴贯，其上有龙门院，废址犹存。五通岭，路通同安，峰头巨石高十丈余，宋文信公尾帝昺南奔过此，大书龙门二字，勒石尚存，旧云在龙门岭误也。”后来编修的康熙《海澄县志》和乾隆《海澄县志》基本沿用了这一记载。康熙《海澄县志》云“龙门岭，路通吴贯，上有龙门院旧址。五通岭，路通同安，峰头巨石高十丈余，相传宋文天祥公尾帝昺过此，大书龙门二字勒石”。乾隆《海澄县志》甚至还专题进行了纠谬，云“文丞相大书‘龙门’二字在五通岭，盖海澄、同安连界通路处，郡乘误谓在龙门岭，岭原以龙门院得名，初无刻石，有目咸观而传讹至今”。
可见，“龙门”石刻在崇祯时期尚有勒石。何乔远亲至五通岭亦曾见“石上有跡”，只是由于“岭路岞峉，非通衢也”“文丞相未尝奉幼主南行”“龙门二字大似米元章笔，亦非丞相笔样”，而怀疑石刻有假，从而作出所到之处非五通岭，“唯嘉禾屿有五通岭，幼主所过，乃此岭也”的判断。倘若解决了这三个问题，那么“龙门”石刻的地域之争也便有了结果。
其一：龙门岭果真“非通衢”吗？
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期间，发现了龙门岭古道遗址。报告显示，遗址位于海沧区东孚镇鼎美村龙门社龙门岭上，约为宋代所筑。全长约8公里，宽1～1.5米，路面为石砌。此古道西南起自海沧街道古楼水库北侧得古渡头，向东北方向蜿蜒前行，中途翻越龙门岭，通往今东孚镇。其中龙门岭段保存最为完整，并发现有一桥，名“庵井桥”。桥长2.4米，宽1.5米，厚0.2米，桥面距溪床1.8米。桥身由三条花岗岩条石铺筑。龙门岭南坡道旁有一题镌“天衢”隶书字样的巨石。
据海沧文史专家研究称，自宋朝以来，尤其是在明朝“隆庆开海”之后，当时的海沧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，一跃成为海洋贸易的商品集结地，大量商品经由海口镇（今海沧港）装船出海。因此，以海沧为起点，有若干商道可直达漳泉各府县。其中一条经古楼、鼎尾（《泉州府志》所称后坂尾）、东瑶，在深青与官道连通去往泉州和同安，即龙门岭古道。《漳州府志》所指龙门岭、《泉州府志》所指五通岭即位于这条古道上。明嘉靖年间林希元尝经此往来于金沙书院和同安之间，得见“龙门”石刻，即兴赋诗一首，被收录于《漳州府志》。如今，古楼村境内尚有文人墨客时常造访的云泉寺，以及刻于大石上的“天衢”石刻；虎渡、贞岱、深青、凤山等苏姓祖地“街上社”也位于此道旁。然而，不知何故，这条商道在嘉靖之后，渐不如前，乃至被慢慢废弃，以至于何乔远认为五通岭“非通衢”。反之，随着月港贸易的衰落和厦门港的崛起，作为同安去往厦门的必经之港“五通渡”却日渐突出，为人们所熟知。
其二：文丞相确实未尝奉幼主南行。
《宋史》载，德祐二年五月“宜中等乃立昰于福州，以为宋主，改元景炎”。文天祥“闻益王未立，乃上表劝进，以观文殿学士、侍读召至福，拜右丞相。”“寻与宜中等议不合。七月，乃以同都督出江西，遂行”“十月壬戌朔，文天祥入汀州”“十有一月……昰入海……昰舟至泉，寿庚来谒，请驻跸，张世杰不可……寿庚乃怒杀诸宗室及士大夫与淮兵之在泉者。昰移潮州”“十二月……昰次甲子门”“至元十四年正月，大军破汀关……文天祥走漳州”。
据此可见，《漳州府志》载“宋文天祥卫帝昺南奔过此”、崇祯《海澄县志》载“宋文信公尾帝昺南奔过此”亦或是康熙《海澄县志》载“相传宋文天祥公尾帝昺过此”均有两处谬误。一则文丞相确实未尝奉幼主南行。因为，幼主南行期间文丞相一直在汀州督战。二则当时的幼主是赵昰而非赵昺。因为，据《宋史》记载，至元十五年四月“昰殂于冈洲……众又立卫王昺为主，以陆秀夫为左丞相”。乾隆《海澄县志》或许意识到了这两处谬误，将“帝昺”改成了“少帝”，但事件的另一主人公文丞相，不知何故却被保留了下来。
其三：“龙门”二字究竟是何人所写？
无论是正德《大明漳州府志》记载的“龙门岭在县东百里，其岭高，上有石，昔人刻龙门二字。”还是明弘治《八闽通志》记载的“龙门岭在一二三都，峰头有石，上刻龙门二字。”都未曾有明确指向。至于后来的《漳州府志》《泉州府志》《海澄县志》为何明确指出为文丞相所写，已无从考究。而现场见过“龙门”二字的何乔远所指“龙门二字大似米元章笔，亦非丞相笔样，或陆丞相歟？”也只是猜测罢了。
是以，“龙门”石刻确在原漳泉交界的“五通岭”（现厦门市海沧区境内），而非嘉禾屿（厦门岛）“五通岭”；“龙门”二字究竟为何人所写，随着石刻的灭失现已无从考究，但可以肯定的是确非文丞相所写。
海澄县全图
《海澄县志》内容节选